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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劳东燕教授做了一个形象的对比,古代,一是女性婚前权属于父亲、婚后才归属于丈夫,二是禁止女性婚前同居;现代,则是女性不管婚前或婚后都是独立于父亲和丈夫的、再则是并不禁止女性婚前同居,但如果有人既想霸占古代社会的红利,也就是将女性定位为男性的附属物,又想获取现代社会的红利,也就是婚前同居是可以被接受的。一个人吃两根甘蔗,两根都想吃甜的那头,这白日梦确实做得挺美,一厢情愿一门心思的既要又要,是社会给予他的错觉,还是自私练就的无知和贪婪?
4、罗翔教授认为在罪的认定中,女性对性行为的发生是否同意是判断的核心要素。在婚内的同居权是一个双方事前承诺的连续性的性同意,一般不会说谁不同意就可以控告对方罪,除非婚内出现了节点式的转折事件,比如分居、协议离婚期间、或者起诉离婚期间就相当于一方正式向另一方喊话“我要撤回结婚时的性承诺,从今天开始,我不同意了”。但如果还只是订婚阶段,没有法律和事前承诺的加持,女性说不同意,就是真的不同意,男方的侵犯就完全没有豁免权。
6、车浩教授提出一个假设性的对比,对比订婚定罪还是不定罪,可能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,第一种担心订婚定罪,会激励大量骗婚的捞女,通过订婚仪式拿到彩礼又不同意同居,让男方人财两空;第二种担心订婚不定罪,会激励大量骗婚的渣男,以订婚为依据女性后又单方面解除婚约甚至索回彩礼,让女方人财两空。前一种捞女激励,可能过度解读了,因为如果女方收受彩礼后不同意同居,男方对此不满的话,完全可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婚约并索回彩礼,即使协商不成诉至法院,一般都会得到法院的支持,基本不可能出现所谓的人财两空,至于说女方拿到彩礼后就跑路消失了,那就涉嫌诈骗罪了,刑法就出场了,就能更强度的保护男方了;后一种渣男激励,倒是真的更值得警惕,如果订婚给彩礼就可以强行同居而不受刑罚追责,同时又可以单方面解除婚约甚至索回彩礼(这里有一个注意点很重要,有小伙伴说,彩礼的新司法解释明确说了,如果双方共同生活过或者某方有过错的,彩礼的返还是比例返还,而不是一味的全部返还,对,完全正确,这也是车浩教授没好意思讲透的原因,我们打个比方,公子哥的彩礼100万“One Night In Beijing”按照10%扣除10万元、普通山区男子的彩礼1万“一晚在贵州”按照10%扣除1000元,你说法院怎么判,这不是赤裸裸的物化女性和间接的给女性的性权利定价吗,如果刑事都不追究婚前的不同意同居,民事怎么可能去扣除婚后的同意同居的损失呢,那最后的结果就只能是彩礼全退,最后受伤的就只能全部由女性来承担了),那就意味着这种损人利己的道德风险,在民事和刑事上都缺乏制约因素,事先又没有识别机制,因而只要付出道德败坏的代价就可以实现人财两得,利弊权衡下,很可能勾出人性中更幽暗的丑恶出来。